你敢相信？写出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”的老子，居然是毛泽东的“思想智囊”！从革命战争到治国理政，《道德经》里的千年智慧，被伟人反复借用如何玩出了新高度？
说起老子李耳，大家都认为他是道教的祖师爷，写的《道德经》字字珠玑，连孔子都曾登门问礼。
可很少有人了解，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就熟读这本经典，这辈子更是把里面的辩证哲理用得炉火纯青，甚至靠一句话就说通了“放弃延安”的大决策！
早在湖南长沙求学时，毛泽东就已经吃透了《道德经》。1917年，他以“二十八画生”的笔名在《新青年》发表《体育之研究》，直接引用“老子曰：无动为大”展开论述。
同年夏天，他和萧子升游学洞庭湖周边，拜访前清翰林时，直言自己已经读完了“十三经”和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。
在宁乡沩山密印寺，他翻完寺里珍藏的《道德经》，还和方丈聊起儒释道共存的妙处：
“中国从没像外国那样打几百年宗教战争，几种宗教和谐相处，对国家可不是坏事！”
二十五岁的毛泽东，对《道德经》的熟悉程度更是让人惊叹。他在阅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《伦理学原理》时，写下的眉批里就提到
“老庄绝圣弃智、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，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”，
精准引用了《道德经》里的原文，看得出来是真的读进心里了。
而真正厉害的是，毛泽东把老子的智慧融进了革命实践。
1936年，他在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里引用“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”，点明战略退却的重要性。
1947年春，决定暂时撤出延安时，很多人想不通，毛泽东就用一个大白话比喻解释：
“一个武艺高强的人背着重金遇强盗，舍不得包袱就会手脚不灵便，丢命又丢财；扔了包袱轻装上阵，才能打退强盗保住财宝。我们放弃延安，就是让敌人背包袱，最后实现‘存人失地，人地皆存’！”
这波对“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”的活用，简直绝了！
除此之外，《道德经》里的经典名句，更是被毛泽东当成“工作指南”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他用“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”开导干部；
1945年面对国民党的内战企图，他说“《老子》上讲‘不为天下先’，我们不先发制人，要后发制人”；
1949年写《别了，司徒雷登》，一句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”，把中国人的骨气展现得淋漓尽致；
批评干部不“互通情报”时，又调侃他们像老子说的“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。
建国后，毛泽东对老子和《道德经》的研究也没停。
1960年哲学界争论老子是唯物还是唯心，他明确赞同“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”；
1963年接见学者高亨时，直言“我读过高先生关于《老子》的著作”，后来还收到高亨寄来的书籍，回信说“高文典册，我很爱读”。
他还特别推崇《道德经》的文采，建议大家“学楚辞先学《离骚》，再学老子”。
一本《道德经》，跨越两千多年依然发光发热。老子的辩证思维，被毛泽东用在革命、治国的方方面面，既守住了经典的内核，又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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